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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城：辉煌与悲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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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【充城：辉煌与悲怆】
    一、雪野中的古道荒城
　　明代隆庆年间(1571)，岳州府有个叫孙斯亿的学者编修《岳州府志》，曾亲临永定卫作实地考察。
　　那是一个雪花飘飞的冬日，当他骑着马自卫城逆澧上行十五六里时，突然让他目瞪口呆：就在前方的那个叫大庸坪的水绿洲上，静卧着一座美丽、古老的城池!
　　这座城池，建在澧水与大庸溪(又名“大庸口”)相汇的三角洲上。环绕三角洲的河岸，是一色的吊脚楼。吊脚楼之间的断裂处，是连贯街道的河码头，码头边泊着一只只落了帆的商船。城内有两条可并行四匹战马的大街。相交成“大十字”，然后若干街巷纵横交织，商铺、衙署、客栈、文庙、民居、青楼等比户连云，城中心的关庙巍峨耸立。(按：1934年，贺龙、任弼时等红军将领曾在这里召开批判夏曦左倾路线的“关庙会议。”虽说随着州、县、卫机关的撤迁和战火的洗劫，致使此处成了一座“古道荒城”，但昔日的繁华仍从残留的豪门大院和衙署、寺庙、学宫诸建筑物的精美雕刻、文化遗存散淡地表现出来。
　　而让孙先生更为激动的是：这座城池与正前方一水之隔的天国崇山遥遥相对，而且，还正对着天门山那扇巨大的“天门”!
　　一个困扰史界千百年的疑案终于在一刹那间得到破解!激情难抑的孙先生，当即吟了道《永定道中》诗，前半首是：
　　楚塞谁将汉吏屯，(何故要在西楚边塞设立屯堡城池？)
　　千年城廓倚天门。(这千年古城正好面对壮观的天门)
　　云边箘   欢兜冢(欢兜墓就沉眠在对山的白云和美竹丛里)
　　雪里杉松犵狫村。(土蛮村寨掩映在白雪覆盖的松杉林中)
　　这座古城不正是他苦苦寻觅的西汉古充城么？诗人准确地记录了古城的方位：倚天门，近崇山。一条错复杂的历史脉络终于变得清晰起来。
　　前661年(或稍迟一些)，庸人在此建大庸国都城，是为“大庸”之名的源头。
　　汉高祖五年(前202)罢黔中郡，分置武陵郡，并以大庸故城与崇山一水之隔而置充县。汉代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云：充与崇，俱谓“高也”。《康熙字典》亦云：崇，又充也。引《仪礼。乡饮洒》云：主人再拜崇酒，崇酒即充酒也。故充县即因崇山而得名，其县治又因县名而谓之充。其时，充县地域十分广阔，疆域达于今永定、沅陵、慈利、右门、永顺、桑植、龙山、鹤峰、来凤等地。
　　三国吴景帝永安六年(263)，因天门再次崩塌分武陵郡置天门郡，领零阳、溇中、充县，大庸古城既为郡治，又继为充县县治。晋太康四年(283)，天门郡治迁石门山县，充县改名    澧县，治仍袭旧址。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载：“澧水出充县西历山，又东过其(充县)南。”又云：“充县(晋时)   省，   澧即其他，县(治)即充县之故治。”
　　北周建德四年(575)，    溇中、   澧二县，又将天门祀为“南岳”，因置北衡  ，同时因崇山再置义县(与“充”相区别)，其   治、县治均在充城。
　　隋文帝天皇十八年(598)改北衡   为崇   ，更零阳为慈利县，与崇义县同隶属于崇   。其  治、崇义县治亦设充城。
　　从隋文帝大业二年(606)  崇  ，至唐高宗   德元年(664)   崇义，其崇义县名及县治一直沿袭不变。
　　明洪武二年(1369)降慈利  为县，又因“大庸”古名置大庸县，县治仍设充城，旋  ，改慈利县，县治设十三都之大庸溪(即古充城)。上述大庸、充县、  澧、崇义。崇  治所及慈利十三都之大庸溪、大庸口原来都在同一地方——若非孙斯亿先生的亲历，这个公案还不知要扯到哪一年哪一代云!
　　洪武三年(1370)，羊山卫整体迁大庸，改名大庸卫，卫治即设大庸溪古城。翌年，重建大庸卫城于子午台山下(今市区)，卫城下迁。
　　洪武九年(1376)，慈利县治自大庸溪古充城迁回慈利。随着古育城史上最后一个县级政治、军事。经济、文化中心的转移，辉煌了1578年的古充城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。
    二、充城之战
　　由于它的辉煌，才招来这么多的灾难。秦汉战乱之际，一支相姓土家人避居澧水上游的河坝平地，与世无争，得以聚养生息。并且，“渐有君长，名渠帅曰精夫”。出生于汉元始初年(约公元2～5年)充县车革(今桑植县廖家村)土家族人相单程，以其超人的武功和崇高的威望被推举为一方的渠帅。在他的领导下，经过自强不息地垦殖，这支部族逐渐强盛起来。《后汉书·南蛮传》载：“光武中兴，武陵蛮特盛。”
　　时值东汉之初，刘秀打倒王莽后，为巩固风雨飘摇的皇权，推行“封侯”、“屯田”政策，一时皇亲国戚、文巨武将不惜凭借各自的军队争夺民田，兼并土地，引起民怨沸腾。
　　建武二十三年(47)秋，已成为土蛮“渠帅”的相单程振臂一呼，打出了“抗征服、反军屯”的旗号，公开向朝廷宣战，“武陵诸蛮”群起呼应。八千义军兵分两路，一路息澧水而下抵达充城，一路自桑植抄小溪、桥头、教字垭、官坪进逼充城，形成合围之势。城内驻军凭借“固若金汤的”石头城墙展开殊死保卫战。被“土地”二字灼红了眼的义军个个都是不怕死的血性男儿，他们日夜攻打，拼命登城，在城头与官兵对杀；而那些来自江浙一带的官兵连年东征西讨，一个个都习惯了蛮兵的特点，故使战斗久持不下。城内汉土混杂，共同的利益让他们与官军形成合力，全城皆兵。相单程经观察，暗派一支弓弩手隐入城后麻空山，用石弹、弩箭、火球对守城官兵给予大面积杀伤，义军一举攻破北门，充城告破，史称“充县起义”。
　　相单程功下充城，立即向澧水下游和沅水流域推进，攻城略地，势如破竹。当年12月，光武帝遣威武将军刘尚发南郡(湖北江陵)、长沙、武陵三郡一万余人溯沅水而上直入武溪征讨，相单程料刘尚“水疾船不得上”、“又不明路径”的败势，设伏全歼刘军，一时朝野震动。翌立7月，相单程再次发兵进攻临沅(今常德市)，声势浩大，锐不可当。光武帝急派谒者李嵩和中山太守马成率兵万余解危，李、马二军一败涂地，马成部几乎全军覆没。相军连挫官军，土气大振，四方蛮兵纷纷前来助战。光武帝一筹莫展，满朝文武，竟无一人出来接旨请战。此时，62岁的伏波将军马援经“男儿要当死于边野，”以马革裹尸还葬”的冲天大志，成了刘秀的马前卒。受马援调遣的还有山都侯、捕虏将军、中郎将刘匡、耿舒、马武、孙永等十二郡募士及刑徒4万余人，杀奔而来。但在讨论战略路线时，马援与耿舒二方发生分岐，马援坚持从沅水直取沅陵，“充贼自破”；耿舒则坚持“当先击充”，直捣相军老巢充城，以动摇其后方。最后光武帝采纳马援意见，但因“水疾，船不得上”，马援被困于壶头山。时值瘟疫流行，马军死亡大半，马援本人亦染瘟而死，终于应了“马革裹尸”的誓愿。
　　马援死前，叹其《武溪深行》诗：
　　滔滔武溪一何深，
　　鸟飞不渡，
　　兽不敢临，
　　嗟哉!武溪多毒淫!
　　不过，相单程义军也未逃过瘟疫和饥饿的毁灭性打击，“援既死，军士疫死者大半，蛮亦饥困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)为保土家一脉人种，相单程只好采纳谒者宗均的建议，罢兵受降，蛮夷震怖，冬十月，共斩其大帅而降。(引文同上)《后汉书·南蛮传》则记：马援病卒，谒者宗均听悉受降。为置吏司，群蛮遂平。是说相单程因降而受封，并未被杀。
　　轰轰烈烈的充县起义虽因瘟疫以两败俱伤告终，但此后澧水群蛮的反叛暴动此起彼伏，方兴未艾。充城之战是沅、澧、溇流域少数民族土地之战的序曲。而论其规模、时间、意义、是中国古代史中仅次于陈胜、吴广大泽乡起义的又一大规模农民起义。
　　据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载，梁代顺帝永和二年春。澧中蛮、溇中蛮因不满朝廷“猥增贡赋”愤然揭竿而起，“武陵蛮二万人围充城，八千人寇夷道”。充城再次被推毁于战火。
　　中国先哲们的一些话是不可忘记的：“四海之内，六合之间，曰奚贵？曰贵土。”
   “得地则生，失地则死。”
   “饭”字拆解：无“食”则反”。
　　纵览历史，凡为土地而战，为土地而流血捐躯者，无不颂之为真勇士，尊之为大英雄。
　　寸土必争。往往为了一寸土地不惜以死抗争，因为每一寸土地都象征着国家的主权、民族的尊严和人民的最高利益。
　　丧失土地的农民最后的行动只是一个字：“反”古今中外，概莫能外。
　　切记：土地，是国顺民安的根基。

   壶头山之战：千古公案怎了断
   关于马援征战壶头山，史家颇多争议。一说壶头在今沅陵境内，另一说壶头即天门山。
　　南北朝时，梁人刘昭在注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中写道：“马援军度处，有嵩梁山，山有石开处数十丈其上，名曰天门。”明代嘉靖《常德府志》也十分明白地记载说：“壶头山，县西二百里辰州界。”《汉书》云：以山与东海方壶相似，故名。马援军度处有嵩梁山，山有石开处数十丈其上，名曰天门，援战壶头不利即此也。上述记载证明了两件鲜为人知的史实：一是证明马援所征壶头山即嵩梁山；二是证明早在马援征壶头山之前即有了高达数十丈的“天门”，但当时并不叫天门山。而《永定县志·山川志》则明确指出：“天门山……旧称嵩梁山，又名壶头山。”《卫志》云：“壶头即天门。汉《马援传注》：引山在辰州沅陵县东。《武陵》曰：山头与东海方壶山相似，神仙多所游集，故名。”唐房玄龄《晋书·地理志》亦云：“充县嵩梁山裂。今天门山壶头峰，南踞沅陵，北瞰大庸，云泸溪县西四百余里，则当日伏波听歌武溪，非泸溪县之武溪。”《永定县志·山川志》载“武溪，出泸溪，经大庸城西。马伏波所歌武溪深者是也。”
　　上述记述告知：壶头山与嵩梁山、天门山有因果关系；《晋书》中“南踞沅陵，北瞰大庸”，是最有说服力的论据。经实地查实，壶头山南部峡谷，古称“沅陵峪”，其进入大庸界之山垭古名“沅陵垭”，垭下有沅溪注沅陵之深溪，至今以此名呼之。从天门山南之大坪，至沅陵城刚好200里，与《常德府志》所言吻合。大庸解放前，四都坪、沅陵均系沅陵辖地，1953年才划归大庸。据民族史家龙炳文考证，此地先属充县，后属沅陵，再后划入永定县即今大庸县《湘西苗族》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：东汉时，常德(临沅)为武陵郡治。对于发生在所辖的充县，沅陵(辰州)境内的马援、相单程壶头山之战不会充耳不闻。后许多史家(包括本书作者)曾亲临沅陵之壶头山考察，发现山体小，地势平缓，其貌不扬，绝非是“神仙多所游集之地，更非军事争夺重地，与《后汉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所述大径庭。所谓“穿岸为室”是否就是那个硕大无朋的“天门”也未可知因此，本书认为马援之征壶头，究竟是在充县境内还是在沅陵，谁谁谁怎么说都不重要，主要是尊重客观事实，就好比孙斯亿破解充城之谜一样，纸上谈兵，你抄我转是不会得到真理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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